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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燕云减税应从改革营业税入手海

2019年01月31日 栏目:体育

满燕云:减税应从改革营业税入手该不该减税,该减什么税?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收入持续多年大幅增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约

  满燕云:减税应从改革营业税入手

  该不该减税,该减什么税?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收入持续多年大幅增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约为同期GDP年均增长率的2倍。尤其是2003年至今,财政收入连续大幅超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连续提高。应该如何衡量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否已经过高?这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潜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和公共政策问题,因为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民间投资、消费激励以及企业和居民负担。倘若宏观税负过高,将难以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加重企业和居民负担。可这一争论留下了这极为心疼的忧伤已久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讨论这个问题时,没有在宏观税负计算标准上达成一致,致使在将中国水平和其他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对比研究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比较基础。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如果把宏观税负定义为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国际标准口径的税负水平观察,中国宏观税负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27%的水平,2009年达丝锥绞手到约30%。这一水平已经伤害到经济增长而是和你平淡的唠叨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那个人,从政策建议角度我们认为,适度降低整体税负水平,尤其是从营业税等税种入手,并且进行税收结构调整,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一判断应该成为中国“十二五”时期财税改革的重要方向。

  中国宏观税负不低

  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定义中,财政收入的定义为“税收收入+预算毛巾清洗设备内非税收入”,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财政收入概念,对应的是狭义的宏观税负水平。但这并不符合国际上衡量税负水平的惯例。

  按照国际通用的经合组织(OECD)标准,政府财政收入的定义应该是“狭义税收收入+社保收入+预算外收入”。尤其是预算外收入,国际上多数国家这一部分收入均是以税收形式可折叠手推车征收的。

  OECD对“tax”的定义不同于我国对“税”的定义:OECD中的tax只要满足强制性和无偿性(是指回报与缴纳的tax不直接相关),无需满足固定性,这是一种广义的税。因此按照OECD这种对“tax”的定义以及细则中的描述,我国很多的非税收项目、预算外项目以及社保基金收入都可以划归OECD标准的税收范畴。

  另外,OECD标准并不涵盖政府的土地收入,因为其他国家政府出让土地较少,这一块的收入也就微不足道,它们主要是靠对土地和房产的保有环节征收不动产税。该项税收是许多国家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然而,中国在不动产的保有环节所征收的房地产税在2007年平均只占地方政府税收的5%,而从土地出让征收的费金在2009年达到了1.42万亿元,是GDP的3%。由于中国房地产的特殊性,土地出让金几乎全部转嫁给购房者,形同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方面的税收。考虑到中国土地出让金征收的特殊性,近几年土地出让金还成为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应该将这部分也纳入到财政收入的计算框架,以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

  我们将此OECD的标准定义为“大财政”口径,就是将预算外、土地、社保收入同之前的狭义财政收入加总之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财政收入概念。所对应的,也是更为完整的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我们计算了“大财政”口径下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此来重新描述中国宏观税负水平。

  以此计算我们得到,从1994年到2009年,“大财政”口径下宏观税负水平从16%提高到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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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狭义概念下是从10%上升至20%。以2009年为例,狭义公共财政收入6.85万亿元,但在统纳了社保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等政府性为长者尽孝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之后,政府广义收入达到10.06万亿元。狭义宏观税负水平为20.4%,“大财政”口径则达到30.0%,高出接近10个百分点。

  从“大财政”口径的国际比较上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接近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当然,欧洲尤其是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它们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很高的,丹麦甚至超过50%,挪威也在40%以上,欧盟平均为39.7%。但整体来说,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府支出中教育支出、卫生支出、抚恤社会福利等公共社会支出的比例水平明显低于OECD国家,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不低的。

  影响经济增长

  自1994年至今,中国历年实际财政收入存在不断上升趋势。以1978年价格为基数,中国财政收入从1994年到2007年年均增长率约15.83%,增长速度较快。其中2001年和2007年财政收入增速分别高达21.49%和26.35%,增幅可谓惊人。

  通过比较中国自1953年至2007年平均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给出简要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平均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当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计算的平均税负越高,就越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们的验证结果粗略表明,平均税负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个百分点。

  我们还从地区角度考察了省级财政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也发现,总平均税负和总人均税负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说明税负的加重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

  这说明,采取措施降低整体税负水平,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税收体系里,如果减税,从什么税种入手推动减税呢?

  该减什么税?

  从税收结构比较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增值税等所占比例相对较大,而具有调节收入差距作用的所得税所占比例较小,故而国内税收筹资能力较强,而收入调节功能较弱。

  和OECD国家相比,在我国的税收中,商品和劳务税的比例要远高于美国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达2~3倍;而社保收入比例则。此外,美国和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比如,2007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34.4%,占全部收入的26.8%。相比之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比例要小得多,只占税收收入的7%,而且当前的个人所得税主要从工资中扣除,给中低收入人群带来很大负担,没能起到其应有的高收入人群负担较高税负的累进税的作用。

  从不同税种对税收总量的贡献来看,在整个国家税收净收入中,国内增值税的收入占比重,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分别次之;在中央税收净收入中,仍然是国内增值税的税收收入比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次之;而在地方税收净收入中,营业税的税收收入却占比重,约为三成,而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则次之。

  在地方税收净收入中,占比例高于5%的税收项目前7项,分别是营业税(33.14%)、国内增值税(20.09%)、企业所得税(16.27%)、房地产相关税收(7.08%)、个人所得税(6.62%)、契税(6.27%)和城市维护建设税(5.97%)。

  除了整体宏观税负水平以外,税收体系本身的结构,也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比较了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后发现,增值税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正,表明这种税收指标度量了中国的税收容量而不是税收负担。这种税收的使用不会对资本的回报产生不利影响,或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除了增值税税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外,其他如营业税、房地产相关税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税负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这说明这些税负的提高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其中,个人所得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将影响为负的定义为扭曲型税收。就全国整体来说,扭曲性税收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为43.64%,非扭曲性税收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为38.75%,二者比例结构相当。当对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来说,存在显著差距,地方财政收入中扭曲性税收比例明显较高,达到63.11%,而扭曲性税收在中央财政收入中比例总额仅为29.43%。

  我们的研究特别显示,营业税改革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税收收入的构成上来看,以2007年为例,营业税占总税收收入比例达到12.84%,排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后,是总税收收入的第三大税种。由于营业税主要是地方税种,分析表明营业税对地方经济有副作用,也不利于发展服务业,促进高就业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营业税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满燕云系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郑新业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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